第341章，矫枉过正与必须付的代价 (第2/3页)

，已经造成了大量工匠伤残。

    而这些工匠因为学识短，没有找工匠司帮助，被那些作坊主欺骗打压，以极低的赔偿金了结工伤的事，甚至有的连赔偿金都不愿意出，伤残的工匠生活困苦，难以维持生计。

    这份奏章直接刺破了北方的欣欣向荣发展的工业景色，让徐晨意识到，发展产业不但能带来财富，产业本身也是一个吞噬人命的恶魔。

    徐晨虽早已组建了工匠司，制定了各种安全条例，并且大范围的在整个北方普及，在关中之时，因为看的紧抓的严，工伤的比例还能控制在一定的程度。

    但等大同社占据了整个北方，各个行省，州府都在开始新建工业区，发展产业，地盘变大了，作坊变多了，工匠也变多了，管理的难度加大自然也就跟不上来。

    工匠对机器的危险性意识不足，那些作坊主，也不想因为安全条例提升自己的生产成本，也在有意无意放纵这种行为，于是工业这个吃人的恶魔开始张开血盆大口，从大同社攻占中原不过两年时间，各种致人伤残的事件突破了5000起。

    而在关中时工匠司的人手就极度紧张。如今，大同社的地盘一下子扩张了4 - 5倍，各个部门都急需人才，这就导致很多宣传工作无法做到位。

    普通百姓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，让他们更倾向于私了解决问题，而非到衙门寻求帮助。

    甚至很多工匠甚至都不知道工匠司的存在，他们在遭遇工伤后，只能拖着伤残的身体回到老家，艰难地度日。

    徐晨从明镜报上了解到，仅扬州一地，各种工伤事故就致使上千名工匠残疾。那些在编的工匠还算幸运，有大同社供养着；但私人作坊可就没那么好心了。有些有所顾忌的老板还会给点赔偿，而那些毫无顾忌的则干脆分文不给。

    徐晨看完这些报道后，勃然大怒。他很少如此失态地骂了常五一顿：“工匠司的成员要深入到工匠当中，帮他们解决日常遇到的生活问题，不是让你坐在衙门里当官。如果你那么想当官，就去江南，大同社要的是为百姓做事之人。”

    常五感到十分委屈。大同社地盘扩大了这么多，大量官员都下放到地方农村，去组织农户新建水坝、抗旱救灾，工匠司的成员不仅没有增加，反而更少了。一方面，徐晨经常下乡考察，大同社从上到下都极其重视农村；另一方面，北方天灾不断，大同社将大半的精力都投入到乡村，组织几千万农户抗击旱灾。

    在各个城市和工业区，情况则截然不同。大同社员不仅数量相对较少，能力也参差不齐。让他们按照条令做事，还勉强可以完成；但要他们主动去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就比较困难了。

    关中地区情况还好一些，关中有完善的制度，那里的工匠司官员传帮带，原本的制度还能维持下去，极大的减少了安全隐患。

    其他地方招募的工匠司成员，很多人把这里当成普通衙门，觉得自己是为衙门做事，沾染了官场的不良风气。普通工匠自然不敢上门求助，只能找那些名声好的报社曝光自己的委屈，希望通过舆论的力量为自己伸张正义。

    徐晨了解到这些情况后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他命令常五统计整个北方因工伤伤残的人员，对那些违规的工厂老板该罚的罚，该关的关，狠狠地打击了一波奸商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，徐晨加强了工匠司成员的培训，提高他们为工匠服务的意识和能力。同时，加大了对工匠的宣传力度，让他们知道有工匠司这个为他们做主的单位。

    为了更好地发现民朝的问题，徐晨还开始借助民间的力量进行监察纠错。

    他挑选了北方36份比较严肃的报刊，给它们发放了记者证，赋予它们采访和舆论监察的权力。最重要的是，给予了这些报刊官方保护。

    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，这些报刊的记者就像是“白衣御史”，他们将成为监督和维护百姓权益的重要力量，为大同社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。

    抗旱会员王兴看到金圣叹的记者证，得知对方要采访自己，不由得有些慌张。他拍了拍自己衣服上的灰尘，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容道：“我叫王兴，是兰阳县抗旱会长。”

    金圣叹微笑着点了点头，继续问道：“这个排水站修了多久？花了多少钱？”

    王兴回忆了一下，认真地回答道：“花了三千两购买水泥，还有其他的工具。俺们全县三千人在大坝上日以继夜地干，分三班倒，花了两个月时间才修好。余下的人则分散去修筑水渠和分水渠。还好赶得及时，终于保住了粮食。新年大伙虽然可能会饿肚子，但好歹不用去逃荒了。”

    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庆幸，前两年中原旱灾，兵灾，洪灾接连暴发，多少人活不下去，饿死在逃难的路上，今年的旱灾要是没有大同社的救济和组织抗灾，他们都要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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